1日，1000多名企业家和官员、市民将偌大的武汉剧院坐得满满当当。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同台开讲。其中，茅于轼再次把矛头对准经济适用房。他表示经适房存在着效率低、不能创造财富；购买机会不平等；创造腐败机会等问题，因此“一点好处都没有”的经适房应尽早叫停。

　　自上次关于廉租房不该设厕所的观点后，茅于轼并没有在公共视野中蛰伏太久。这种不畏舆论坚持己见的态度，以及对公共事务表达的热情，在一个多元化的开放时代其实是有益无害的。在多元的时代，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带来新的思维和新的思考。就像茅于轼此前关于廉租房不设厕所的建议，此次他关于停建经适房的意见，都是有其学识支撑的。或者说，有其经济学上的理性思维体现。这种思考虽然我不一定认同，但是客观上也能够打开我们观察事物的新视角。

　　

　　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冒舆论之大不韪发言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其建设性意见的缺少。理性和建设性是不能割裂的，如果脱离了建设性，只谈理性层面的东西，则最终的结论对现实而言意义不大。因为，不考虑建设性的实质就是脱离了现实的背景。比如，茅于轼先生对经济房的评价：说它不能创造财富，而且制造不公平、制造了腐败的机会。这样的判断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些问题还通常是人们在解读经适房时所忽略的。但是，这种理性解读为何会引起舆论的反感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解读忽视了现实背景，忽视了意见的建设性。

　　

　　请问，在房价高企而住房之梦又异常强烈的现实背景下，人们需不需要经适房呢？虽然，它不创造财富，但它却可能促进社会的和谐；虽然，它制造了不公平，但基于权利平等的“不公平”分配是不会引起真正争议的；虽然，它制造了腐败的机会，但是它本身并没有“原罪”。因此，如果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对于被批得一无是处的经适房又可能有另一番评价。而由于忽视了现实背景的考量，茅于轼先生的最终结论就缺乏建设性：经适房应该尽早叫停。问题是，叫停之后，茅于轼先生担心的问题是解决了，但那些想获得房子却又买不起房子的群体，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住房梦呢？

　　

　　茅于轼先生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或许，在他看来，穷人的住房可以交给廉租房去解决。可新的问题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在的廉租房建设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也许，茅于轼先生认为他只要指出经适房的毛病就可以了，但是在公众看来，这样的意见表达显然是缺少建设性的：只是指出问题，指出了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是却没有指出随后的问题需怎样解决。而且，随后的问题恰恰是与普通人关系最紧密的问题。在这种只破不立的表达下，实际利益可能因此受损的群体，自然会对其意见持有强烈的不满。

　　

　　其实，茅于轼先生的表达可以更完整一些。比如，经适房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或者废除经适房后该如何保障民生，这些问题相信茅于轼先生可以凭着其理性思维与深厚的学识给出相应的答案。但，由于给出的意见有限，因此建议呈现出的建设性就不够，从其建议廉租房不设厕所，到其建议经适房尽早叫停，人们看到的只是局限于经济学层面的理性，而没有看到对相应群体的关注。经济学家的确该特立独行，但经济学家的意见不能缺少应有的建设性。